将主观公权利和保护规范理论作为诉讼实践支持，相较之前相对粗糙的经验探索，会为我国行政诉讼的未来发展提供更扎实可靠的基础。
因此，研究行政主体理论不能仅仅就理论本身说事，还要考察其所根植的环境和土壤。[5]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但是，行政主体完成行政任务必须做出行政行为，而行政行为有合法的行政行为，也有违法的行政行为。【期刊名称】《甘肃政法学院学报》【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1 进入专题： 行政主体理论 。[7]然而，根据王名扬先生的介绍，在法国，行政主体是一个法律概念，是实施行政职能的组织，即享有实施行政职务的权力并负担由于实施行政职务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主体。目前对行政主体理论的重构主要有以下任务： 第一，理清行政主体概念的核心内容，行政主体到底是以行政任务为核心，还是以行政职权为核心。他还指出公务（公共职能）是攸关公共利益，国家（包括地方团体等其他统治团体）认为必须通过自己的安排或直接提供活动来保证其实现的事物。
这样可以避免事实上的行政管理权逃逸于行政诉讼的管辖范围之外。这种做法已经不符合时代的潮流，违背了平等的理念，脱离了现代人文精神。201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33条和第34条，将《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和第十二自然段中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的历史性表述革命和建设修改为了革命、建设、改革。
这种研究，应该指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全过程，特别是要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统一审议提供学理预备。[70]在法律委员会原来的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等职责之外，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又增加了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的职责，这说明，由其具体承担合宪性审查的职责是确定的。[76]这一结论是否充分有力回应了相关合宪性质疑姑且不论，[77]但这一做法显然是在积极履行合宪性审查的职责。由于长期缺乏良好运行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关于宪法程序的研究处于未真正启动的状态。
笔者参与了201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规定（草案）》的研讨。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是已经完结的历史时期，相反，改革仍然是当下的时代精神，并指向不断延展的未来。
在实践上，对人大监督、央地关系、司法体制改革中的争议问题的教义学预备明显不足。在此背景下，宪法学界又掀起了新一轮合宪性审查研究的热潮。理由显而易见：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合宪性审查这一长期以来仅为学界使用的术语进入政治文件而成为重要制度安排。[14]这个答复其实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各专门委员会并未能有效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宪法监督。
摘要: 中国宪法学面临一个可能到来的合宪性审查时代。宪法司法化尝试失败，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如何完善既有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制度。在推进合宪性审查的大背景下，这些领域未来都有可能形成需要宪法学研究和回应的宪法性议题。[4] 2012年，时任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乔晓阳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违宪审查工作比喻为：鸭子浮水，脚在下面动，上面没有看出来。
比如，杜强强认为应注意到宪法规范与刑法规范之诠释循环而做到宪法和部门法的相互动态调适。（2）充分，应该对法律草案中所有可能涉及合宪性的问题进行专门而充分地审查，不是一般性地说明草案合宪，而是就具体争议点也要有充分说明。
如胡锦光教授所概括的：从1981年以来，这一问题一直成为我国宪法学的所谓‘热点问题，我国宪法学研究者花费了很大精力来讨论和研究这一问题，在理论上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此意义上，所有参与立法的人，未必以法学知识的具备为必要资格，但却必须对宪法有较高程度的理解。
在合宪性审查的工作机构层面，还应该关注法制工作委员会内设机构的变动，2018年年中，法工委在原来的国家法室（主要承担与宪法关系较为密切的工作）之外，又增设了宪法室。[102] Christian Starck, Das Bundesverffassungsgericht in der Verfassungsordnung und Politischen Prozeß, in: Badura/Dreier(hrsg.), Festschrift 5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fgericht, BdⅡ,2001,S.7f. [103] 例如，在《网络安全法》起草过程中，笔者曾针对二审稿实质上授权网络运营者检查用户通信的规定提出合宪性质疑（参见张翔：《检查公民通信是谁的权力？——小议网络安全法二审稿第46条》，《法治周末》2016年8月31日），并与北京大学沈岿教授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专家意见，最终这一意见被部分采纳。（二）立法中的宪法教义学 首先，宪法教义学的研究应当较之以前更关注立法活动，这与西方违宪审查语境下的宪法教义学存在一定差异。[9] 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3页。尽管合宪性审查抑或违宪审查实际上都是对constitutional review的移译，但不使用违宪审查更多是一种立场和方向的宣示，也就是增强坚持走我们自己的合宪性审查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22]。[67]（4）具体机制研究，包括对合宪性审查的过滤机制、主体资格、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合理性审查的关系，等等。
[87]《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2016年2月22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79次会议通过）。[35] 参见郝铁川：《论良性违宪》，《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
违反宪法的行为，是地地道道的违法行为, 必须坚决进行斗争，应诉诸有关机关依法制裁。他非常有洞见地指出：一国法律秩序本是一个动态的规范体系，对法律的解释需要考虑到宪法的规定，而对宪法的解释岂能无视普通法律的规定？法律解释者负有义务将宪法与下位阶法律规范互为动态调整而维持法律体系的和谐。
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107] 张翔：《中国国家机构教义学的展开》，《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
对于法律人共同体而言，新时代是一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66]（3）对不同对象的合宪性审查。[110] 郑磊：《宪法审查的启动要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通过将个案正义的判断问题，转换为法律在适用过程中是否与宪法相冲突的问题，合宪性解释既能为司法造法提供宪法上的正当依据，也能对其予以宪法上的控制，有助于裁判的规范化。
后端的合宪性审查，就是针对法律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在公布之后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的备案审查中的合宪性审查。王叔文教授明确反对否认宪法规范性的观点。
这里的必要时意味着必须建构相关建议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纳的审查标准。立法一直担负着实施宪法的任务，负有具体化宪法规范内涵，并将之体现在生活关系中的义务，[101]要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国人大关于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决定中，指出基本法是符合宪法的。而如以英国、法国合宪性审查的历史演进为借镜，当知事尚可为。
二、学术前史：合宪性法秩序的建构 在制度条件的更易之外，宪法学的学科前瞻，还应当建基于对四十年来宪法学术的总结与反思。[34]郝铁川教授于1996年提出了 良性违宪论。[106] 参见（德）尼可拉斯•鲁曼：《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422-423, 477-478页.。然而，在齐玉苓案批复被废止之前，宪法学界就已经找到了宪法影响司法的另外路径。
这是因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并设定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63] 陈璇：《正当防卫与比例原则——刑法条文合宪性解释的尝试》，《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6期。
[85] 杜强强：《合宪性解释在我国法院的实践》，《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第107页。[107]这种状况显然也不能适应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推进。
他认为在1988年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前, 私营经济不受法律保护，发展私营经济意味着与宪法的规定相抵触（形式上违宪）, 但当时这样做却符合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实质上合宪）。包括对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的历史和现实描述，以及未来应建立怎样的制度和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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